比如他在档案室内抄录的一些资料，或者同自治会办事员们闲聊时听到的一些消息。不过笔记本上记录的最多的，还是他同叶纳林.伊凡尼奇交谈中所了解的县内农村和工厂的情况。

    叶纳林.伊凡尼奇虽然没有在乡下生活过，但是这几年他所居住的街区却拥进了大量来自乡下的新工人，这使得他听说了不少县内农村的情况。而作为一名自治会的抄写员，他从业近20年，经他手抄录的各类文件已经是不计其数，因此对于县内农村的历史沿革变化也是相当熟悉的，这就给了吴川许多有价值的资料。

    只不过叶纳林知道的太多，而吴川之前主要把精力放在了自己的身份问题解决上，所以两人围绕农村之间的谈话并不深入，因此他也就没想到会遇到眼下这种状况。

    不过翻看着日记的吴川很快就反应了过来，那些被赶入城内的新无产阶级，其实就是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的受害者。在他们眼里这场土地改革自然是坏的很，他们向外人诉苦时显然是不会提及改革的好处的，这纯粹是一个立场问题，倒不是叶纳林欺骗了他。

    既然是改革，自然就会有受益者，而他现在所见的这些麦田里收获的农民，显然就是这场俄国土地改革的受益者。想通了这一点，他的内心倒是平静了下来，开始重头翻看起叶纳林向他提及的，关于俄国农村制度沿革的历史。

    俄国的乡村公社有一个单独的词“米尔”，而“米尔”在俄语中还有另外一个歧义，指的是世界。对于俄国的农民来说，公社就是他们全部的世界。

    即便1861年改革废除了农奴制度，农民依附于村社的政治和经济附庸关系也依然存在着。没有村村长老的准许，村民连县城都去不了，更不用提跑去外省打工了。

    而连环保制度的税收政策，更是把全村人强制的约束在了一起，让他们成为了俄罗斯帝国最微小的一块底层基石。

    村社一般由地主或是地主制定的对象担任长老，虽然只是区区村子里的长老，不过这些长老的权力却相当的大。他们不仅可以决定村子里各家缴纳税额的数目，还负责调解日常生活中村民的冲突，抓捕村子范围之内的小偷或强盗，甚至能够把人流放到西伯利亚地区去的权力。

    不过随着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推行以来，村村长老的权力就在不断下降，而乡村警察的地位却越来越高。

    只是按照1861年2月19日法令，村社的权力机构应当是“米尔大会”而不是什么“长老

    会议”，村长、收税员、文书等人员也应该通过大会公开选出，而不是由长老们暗箱操纵的。只不过随着农村的贫富两极分化，被富裕农民掌握的“长老会议”认为，他们的贡献要比村子里的穷人们大的多，所以他们自然就应该拥有更大的权力。

    而斯托雷平推动的土地改革，实际上就是站着富裕农民的立场上发起的改革，因此村社的权力也就日益为富农们拥戴的“长老会议”所窃取了。于是这些破产农民虽然入城当了新工人，但是却依然对于村社中的富农耿耿于怀。他们对于富农的怨恨之情，在叶纳林的述说中，可谓是比比皆是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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